天祐四年（907年），朱温迫使唐哀帝禅位，标志着唐朝的衰亡正式拉开序幕。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，经过多次动荡后逐渐解体，最终被一片割据的藩镇所取代，五代时期的乱世令人深感惋惜。安史之乱虽然已让盛唐的光辉褪去，但之后依然有一部分帝王尽力振兴唐朝。然而，晚唐政权积重难返，纵使唐太宗等英明帝王也未能扭转这一命运，最终的灭亡已成必然，问题只是时间的早晚。

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势力逐渐崛起，中央朝廷并未彻底清除这些势力。自唐代宗起，朝廷采取了维持各地藩镇势力平衡的策略。中央通过神策军的控制，与其他藩镇结盟，打压不服从的地方军阀，并巧妙地利用各藩镇间的利益矛盾进行制衡。河北三镇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尽管内部矛盾重重，但依旧被北东、昭义、河阳、天平、横海、义成、义武等藩镇牢牢控制。神策军与周边藩镇联手打击下，河北三镇虽偶有叛乱，但很快便被镇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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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制衡体系的存在，保持了唐朝政权的相对稳定，除了河朔地区，其他地方的藩镇若有割据之心，往往都能被迅速消灭。比如剑南西川的刘辟、浙西的李锜和淮西的吴元济等藩镇，几乎在短时间内便被瓦解。即使进入晚唐，唐僖宗时期，唐朝的半割据局面依然只由魏博、成德、幽州等三镇，以及河西归义军所维持。

然而，黄巢的起义彻底打破了藩镇之间的平衡，黄巢四处征战，令不少藩镇对朝廷产生了不满。特别是在广明元年（880年），黄巢攻占长安，唐朝的中央政权遭到致命打击。唐僖宗和田令孜逃往蜀地，藩镇出兵勤王，却因指挥失当而陷入混乱。失去了中央的有效控制后，藩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。为了平定黄巢之乱，藩镇开始扩军，甚至停止缴纳税赋。此时，藩镇的权力急剧膨胀，中央政权的号召力几乎荡然无存。

黄巢之乱最终被镇压，但藩镇之间的制衡一旦崩溃，各地的藩镇便开始吞并彼此，形成了合纵连横的局面，朝廷的控制几乎名存实亡。唐昭宗时期，局势更加混乱。朱温不仅吞并了天平、淄青、魏博等地，李克用也试图以朝廷名义扶持代理人，牢牢控制河朔各镇；西川节度使王建则逐步将川蜀地区变成自己的私有领土，唐昭宗无奈，只能封他为蜀王。各地藩镇逐渐壮大，形势变得日益难以控制。

随着强大藩镇的崛起，朝廷威严大幅削弱。藩镇开始操控朝政，威胁唐昭宗的统治。李茂贞、王行瑜、韩建等人多次进军长安，威逼朝廷，完全摧毁了中央的威信。尽管一些藩镇实力不及李克用和朱温，但他们的影响力依然使朝廷屡屡屈服。唐昭宗在巨大的压力下，甚至发动军事行动试图讨伐李克用，然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此外，唐朝的地方独立性愈加突出。唐宪宗曾试图进行改革，削弱藩镇的权力，加强州的独立性，但随着藩镇势力不断膨胀，地方的州郡逐渐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。掌握强大兵权和财权的州郡，能够在藩镇之间的战争中左右局势，唐朝中央的控制力几乎完全崩溃。

黄巢之乱给度支和盐铁系统造成了致命打击，茶税几乎完全失效，盐税也未能有效地收归国库，甚至连河中池盐的控制权也失去了。四川的天府之国被王建掌控，唐昭宗时期，中央几乎失去了所有财政来源。没有了充足的财政支持，军队的维持变得极为困难，朝廷的权威因此进一步丧失。

尽管安史之乱使唐朝陷入衰退，但藩镇的制衡机制曾一度保持了唐朝的运转，甚至实现了短暂的复兴。尽管如此，这一机制并未能阻止唐朝的灭亡。晚唐的局势与后来的晚明颇为相似，国运逐渐衰弱，百姓的生活富裕，而朝廷却已形同空壳。人们都心知肚明，朝廷最终会崩溃，大家只是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

此时的唐朝就像一艘破损的船，虽然经过多次修补，但仍然漏洞百出，随时可能沉没。直到黄巢之乱的爆发，这艘船的龙骨被彻底掀翻，原本能持续运转的机制被打破，朝廷的灭亡加速。即使是唐太宗那样英明的帝王，回到晚唐也无法逆转局势。晚唐的最大问题便是地方藩镇的崛起，尽管历任帝王都试图削藩，结果却屡屡失败，尤其是河朔三镇，他们完全不再听命于中央。

即便唐太宗在世，面对这一局面，也只能暂时缓解唐朝的衰败，而无法根本改变。根本原因在于地方藩镇的强大，哪怕唐太宗再如何英明，也无法解决地方权力过度膨胀的问题。想要振兴唐朝，必须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，但这样的改革必然削弱地方的权力，而那些掌握兵权的藩镇绝不会坐视不理，改革也因此无法顺利进行。再加上朝廷内的派系斗争与宦官干政，唐朝最终的命运已经注定，唐太宗的英明也无法避免这艘破船的沉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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